承安宝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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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安宝货银锭:金代货币, 长4.8厘米，厚0.55厘米，重58.5克。从出土实物来看，宋、金时期的银锭，多呈束腰银板状，板身厚实，板头分方头与圆头两种。而“仰面似船，覆置似案”的元宝形式尚不多见。银板上的錾文表明它多用于纳税，而且已有铸造人、铸造地、验收人、过秤人、年月日等字和花押。由此可知宋金时期银铤管理严格，银货币化加深。

　　承安宝货银锭铸造于金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形制为束身圆头板形锭，表面略内凹，錾刻有铭文“承安宝货一两半”及“库□部□”字样，并非十分规范。

　　承安宝货是金代的一种白银货币，因为当时铸量稀少，流通时间很短，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一直未被发现。所以，承安宝货非常罕见，价值极其珍贵，因为长久未识其庐山真面目，所以不少钱币学者误以为它是圆形方孔的形制。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现后，才澄清了原来人们对承安宝货的种种误解。

　　金朝在章宗时期，由于形势的需要，政府加紧备战，造成军费与日俱增，财政入不敷出。政府为了消除财政危机，解决交钞日益贬值、铜钱匮乏等种种矛盾，于承安二年(1197年)将“旧例银每铤五十两”改铸为便于流通的“承安宝货”银锭，自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二贯。据《金史·食货志三》所载：“(承安二年)十二月尚书省议，谓时所给官兵俸及边戍军需，皆以银钞相兼。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这是中国历史上自汉武帝以来第一次正式以银为货币，即以白银为法定银币。

　　承安宝货在铸行初期，得到了金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流通不久之后，民间私铸蜂起、泛滥，人们为降低成本，多杂以铜锡，造成银锭成色降低，劣币充斥市场，致使“京师闭肆，寝不能行”，导致商民拒用，商肆倒闭。面对如此局面，金政府束手无策，不得不于承安五年(1200年)被迫停铸承安宝货。承安宝货从始铸到停铸，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且铸量少、流通地域狭窄，无实物流传。加之，史书又没有明确记载，故人们一直对其形制不甚明了。不过，亦有前人考证认为“承安宝货”为铤形。这一观点，从近年出土的实物，基本得以证实。

　　1981年，黑龙江省阿城县杨树乡一带(金故都上京会宁府附近)出土一两半“承安宝货”1枚；同年黑龙江省人民银行清理库存时又发现一两半“承安宝货”4枚。这两次发现引起了钱币学界的巨大轰动，专家学者纷纷对此发表看法。这两次发现的5枚“承安宝货”，形制相同，均为马鞍形，上下宽，两端圆弧，最长4.5厘米，腰宽2.1厘米，厚0.05厘米，重48.8克，四周铸三道水波纹。面文、押记亦相同，表面中部均錾刻“承安宝货”、“一两半”、“库□”、“部□”及金人特有的押记符号，并非十分规范。无独有偶，1986年辽宁省人民银行在库存杂银中，也发现了与黑龙江省相类的一两承安宝货2枚。1987年6月内蒙古兴和县也曾发现一件一两半的承安宝货。黑龙江、辽宁、内蒙古所发现的8枚银币，事关重大、意义非凡，它使长期困扰在中国货币史上有关承安宝货的谜团，迎刃而解。

　　金代对于黄金，虽然也倍加珍视，但不用作货币，流通支付只用白银，所以金代对中国的用银制度影响很大。金代初年，沿用辽、宋旧钱，因为境内铜矿资源缺乏，遂实行交钞，与铜钱并用；后又鼓铸铜钱，数量不多，便大量发行交钞以充国用。尽管朝廷不承认白银为本位货币和白银储备为货币基金，名义上也以钱贯为准，但实际上白银在当时社会起到了本位货币的作用，取得了法定货币的资格。如要以银铤交纳赋税，当钞法行不通时，政府甚至明令规定上交银和钞的比例，这使得白银成为当时正式行用的通货。这一客观事实，从金代银铤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税银，那些加盖“使司”戳记的银铤也是收缴税银的一部分，经过检验后又流通于世间得到印证。

　　所以，承安宝货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白银货币，并与铜钱、宝券保持兑换关系，是金代政府的法定货币。承安宝货的用途广泛，史书记载金章宗时期曾用白银作为供给官兵薪俸和边戍军需，奖励南粮北运等，承安宝货是取代旧例银的白银货币，其使用范围比旧例银更为广泛，除了赋税、军费、俸禄之外，还用于商业流通。

　　至今发现的承安宝货只有一两和一两半两种，成色95％以上。按照承安宝货每两折铜钱二贯推算，其五等面值应该是一两、一两半、二两半、五两和十两。承安宝货流通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半，但其在中国货币史上却有着重要的作用，它的铸造和流通是对白银货币的第一次改革。而且，承安宝货存世量极其罕见，亦成为钱币学者和收藏鉴赏家珍视的对象。

　　市场估价在人民币10,000元左右。具有升值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