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洋-墨西哥银元
墨西哥银元，俗称鹰洋。是世界金融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货币。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这种外国货币逐渐成为我国华东、华南地区使用最广、最受欢迎、最有势力、流通量最大的银币，风行数十年不衰。对我国货币制度影响深远。虽然鹰洋在中国货币史上有重要地位，有关的专门研究还是空白。本文全面研究墨西哥银元在中国流通问题，其中不足之处，希方家指正。
鹰洋是著名的西班牙“PESO"(比索)的继承者。
十六世纪四十年代，西班牙殖民者先后在秘鲁(今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和墨西哥的萨卡特拉斯等地发现大银矿，此后三、四百年，巨额美洲白银源源涌出，对全世界的经济、社会变革产生深刻影响。按照欧洲传统，西班牙人在本土和美洲殖民地铸造“8里亚尔”的大银币(PESO)，以供贸易之用。里亚尔(REAL)是西班牙货币单位，重3克多，合中国库平九分。1732年，墨西哥城的总督造币厂用机器开铸，遂为PESO的主要产地。
作为美洲白银的重要载体，PESO被欧美商人带到世界各地，十七、十八世纪是“从印度、南洋直到阿非利加诸港所有的贸易场所内流通着的货币”。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更在美国、印度和中国东南沿海广泛流通、势力强大。美元标记“$”便来自PESO银币背面卷轴绕着的双柱。今天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菲律宾仍沿用PESO为货币单位的名称。
1821年墨西哥独立，西班牙PESO停铸。1823年开铸墨西哥PESO，形制完全继承前者，重8个里亚尔(合中国库平七钱二分)，含纯银0.90。图案则改变，正面镌墨西哥国徽，为一只鹰两翅奋张，作侧视状，口衔一条蛇，站在仙人掌上。上端镌字，意为墨西哥民主共和国，下为橡叶之圈。背面镌一“自由之帽”，帽周围是呈放射状的三十二道阳光。下端示币值、造币厂标记、发行年份。流入我国后，因鹰徽图案被称为鹰洋。
鹰洋所含银质精纯，成色重量准确。不久便取代西班牙PESO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地位。1870年左右势力极盛时，大量流通在南美、北美、西印度、太平洋各海岛、日本、南洋、朝鲜、安南、印度、香港、中国东南沿海等地。1903年墨西哥准备采用金本位，鹰洋停铸。其铸造额总计超过十一亿元，大概八成以上出口。
鹰洋进入中国之际，正值我国货币制度发生重大变动，它适应了这种需要，不久获得成功。
明朝中叶迄清朝，在商品经济发展和美洲、日本白银大量输入的双重推动下，银两制度趋于成熟，与铜钱一起，形成一种银钱平行本位的币制。银两是非标准化的货币。民间所用白银成色不一，自很低到所谓十足，随时折合计算。重量单位(平)更是因地而异，全国有一百数十种，同为一两，相差可以达到百分之十几。虽然各地也有自己的宝银(元宝)，每种宝银成色和重量的标准一定，类似铸币。但只在当地有效，到外地则须适应不同的标准，改铸使用。甚至同一地方会有数种宝
银，成色重量标准不一。
十八世纪中叶以降，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要求在更大范围内、更频繁地使用货币，银两制度愈发难以适应新的形势。银两的非标准化特点决定了使用时兑换成本的高昂和“平”“色”称量检验的复杂。其“用之于市肆，则耗损颇多，有加耗，有贴费，有减水，有折色，有库平、湘平之异，酒平、规平之殊，畸轻畸重，但凭市侩把持垄断，隐受其亏。”跨地区贸易中的兑换损失尤其惊人，有人估计银子每经一次兑换仅“平”上面的亏折至少有百分之零点五。“客行责千金，驰万里，稍不留神核记，南北往返，数月后，囊中物无事而坐耗其半矣。”因此，突破银两制度的藩篱，引入标准化的、地域色彩淡化的银币势在必行。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银元(洋钱)趁虚而入。明代以来随贸易流入的洋钱长期被视作银两，十八世纪后期，因机器铸造的外国银元重量、成色能够标准化，使用时不象银两那样须“较银色之高低”、“称分两之轻重”，且式样精美，适应了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渐“计枚核值”，凭个数流通，成为异于银两的另一种白银货币，日渐流行。鹰洋之前最流行的洋钱是西班牙PESO中的加罗拉四世币(本洋、佛头)。鸦片战争前已在两广、江浙、闽台、皖、赣建立了稳固的势力，因供不应求而有升水，流通时作价高于实价(实际含银量)。
五口通商后，银元这一新式货币日益受到欢迎，鹰洋也进入中国。但在十多年里非常缓慢地为人使用—而且只是折价使用。因为中国人特别重视已经停铸多年的本洋，以至对包括鹰洋在内的其它银元都持怀疑态度。“有时认其它银币皆系荒洋，拒绝接受，只能按分量计算。”在广州，当四十年代时，本洋往往超出鹰洋的兑价百分之十二，而重量和纯度鹰洋都稍胜。
虽然本洋在中国的升水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加罗拉四世币源源流入，但其来源渐绝。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人们更大量囤积这种硬通货，使其日益稀少，价格愈高。本洋严重短缺的结果是鹰洋开始取而代之。1853年10月，两广总督叶名琛谕令在缴纳关税、盐课和国家税收的各种项目上，准许鹰洋和本洋按其含银量等价流通。这时本洋在上海仍然维持着特权，主要是因为钱庄庄主们的囤积和炒作。到1856年9月，钱庄主的力量达到了顶点，这种重7钱2分，比纯银锭的含银量少10%的银元却能买到重一两的纯银锭。
非理性的价格终于动摇了人们对本洋的信念，“中国人的心理似乎醒悟过来，觉得此
事太不合理，于是(加罗拉)银元像潮水一般地流到上海来掉换白银。”贸易的记算单位在1857年初由本洋改为上海规元。与此同时，鹰洋得到推广。1856年初，一部分外商试图改变通货，从使用本洋改为使用鹰洋这一努力流产。11月，上海道台用官方的力量推行鹰洋，成立三家钱店收兑墨西哥银元。又令各布店向农民兑出墨西哥银元。鹰洋终于“攻克”上海，到1857年“西班牙银元已经完全不受欢迎，更受喜欢的是墨西哥银元”。同年，在福州，道台拒绝接受以墨西哥银元缴税，因而美国领事准许美国船只得不凭海关火印结关。迫使道台同意按百分之二的折扣以墨西哥银元缴税。
从此，鹰洋在华东、华南地区被广泛接受。香港殖民地总督卡利斯·鲁宾逊1863年谈到，鹰洋不仅是香港唯一的法偿货币，也在中国广泛流通。它们当时既在广州也在上海大量通行，而且“在中国中部的产丝区付款，必须用没有磨损的墨西哥银元，它有很高的升水”。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迄清末是墨西哥银元在中国的“黄金时代”。
鹰洋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顶点。“沿江、沿海各省大率行用洋银，历有年所，官吏商民，习以为便”。而“通用之洋钱大半皆系墨西哥国所铸”。“外洋墨西哥小国银元乃充斥于中国，初行沿海省分，近且流及内地”。具体地说，鹰洋的大本营是上海，它在这里几乎是主币。苏南、浙江、安徽、江西、两广、福建、台湾是它的主要势力范围，在这些地区，它的流通量超过银两。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地区的增加，它在长江上、中游的汉口、宜昌、沙市、重庆、长沙等地，北方的天津、牛庄、营口、大连甚至黑河等商埠都有流通。在华东、华南的许多都市，鹰洋一度成为标准通货，早期的兑换券多规定以鹰洋兑现，尤其是上海一带，银元券照例是要兑鹰洋的。
输入中国的鹰洋没有具体统计，但数量巨大。1899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到，“中国行用洋元以墨西哥所铸鹰洋为最多，……前经饰查上海进口之数，每年不下千余万元”。据彭信威先生估计，“鹰洋的输出额，在铸造总额中大概要占八成以上，约九亿六千万元。流入中国的总不下于三亿元。”这个“三亿元”是什么概念呢?清朝末年全中国的货币总量折合银元不到二十一亿元，它占到近1/5。全国银两总额大约2.5亿两(合3.47亿元)左右，与鹰洋数量相当。
墨西哥银元在流通时始终保持一定的升水，市价根据供求关系在实际含银量之上波动。以金融中心上海的行情为例，鹰洋实际含银量合上海两(即九八规元，一种虚拟的银两单位。酒平，成色0.91666) 7钱1分3厘。1865年后的鹰洋洋厘(折合九八规元的市价)都有记载，仅1866、1867出现过0.715两的低价，此后每年低点多在0.72两(升水0.9%、之上.每年高点多超过0.75两(升水5.19 %)。在1872、1876、1911、1912几年还有8钱(升水12.2%)以上的高价。影响洋厘的因素既有季节性的农产品收购和进出口贸易，也有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势的变化，致使洋厘每年总有几次较大的波动。
因洋厘的波动，上海金融界出现了一种类似于今天金融衍生产品的投机行为，即针对鹰洋的买空卖空，俗名吊盘空盘。这可能是世界金融史上最早的货币期货。多空双方以洋厘涨跌为赌注，到期结算，输家照差价付钱。“彼此皆不过如大赌一场耳”。“其间卜市面之迟速而作多头空头者，赢则半日之间可成巨富，输则一宿之久，可以立贫。若赢者固自得计，而输者竟有荡产倾家至于自尽者。此其弊在银圆来自外洋，止凭市面存积之多少，为价值之低昂，故贪夫侩得以垄断而左右望也”。
有些富商大贾更藉此互相勾结，做庄炒作，“买空”的同时“大收其洋，使市上存之者少，而价乃翔贵”。做多赚一回钱之后，忽然反手做空，“及(洋厘)贵至于极，而一旦出其所藏，市价忽然平跌矣。此时，料洋钱之长而多买洋者，大受累焉”。这样卖空又赚一回钱。1881年江苏巡抚、1887及1889年上海县、1897年上海道都曾明令禁止这种“空盘之弊”，但无济于事。
墨西哥银元的流通直接催生了中国银元制度，对我国币制产生重大影响。
十九世纪下半叶，鹰洋在东亚独步一时，日本、英属香港和法属安南先后自铸银元，以谋抵制。而美国羡其利，一度再仿制，一种贸易银元出口远东。为便于流通并与鹰洋抗衡，这些银元的形制、重量、成色都以鹰洋为准，略有出入。因此得以适应中国人的习惯，也流入我国若干地区。香港银元(俗称站人或站洋)在华北、西北，日本银元(俗称龙洋或龙番)在闽台、辽东，安南的西卜贡银元(法光)在滇桂都有很大势力。
仿铸、抵制墨西哥银元的运动同样出现在中国。光绪年间，一些政府官员在主权观念的影响下，意识到鹰洋在华自由流通侵犯了中国的“利权”。同时从鹰洋流行的客观现实看到西方银元制度的先进性、优越性，及中国社会对币制变革的迫切需求。仿铸鹰洋的呼声渐起。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抵制鹰洋，“便民用而挽利权”，奏准在广东开铸新式银元(龙洋)。因有利可图，各省纷纷效法，累计铸造约两亿元。
中国银元制度初步确立。龙洋“意在抵制洋元，故成色分两均仿墨西哥”。宣统二年公布的《币制则例》采取鹰洋的标准—库平七钱二分、纯度0.90为银本位的基础。本洋、英洋而来的七钱二分的重量由此成为中国银元的定制。
“铸造龙元原为抵制墨银起见”，但清政府并未禁止或限制鹰洋等外国银元的行使。“其官商军民或用中国银元，或用洋铸银钱，随宜通用，听其自便。”希望“于市面民情两无纷扰”，通过龙洋的流通使鹰洋自行减少，“不禁自绝”。龙洋的推行起到了一些抵制鹰洋的作用，在鹰洋势力较弱的地区特别明显。如龙洋推行数年后，天津一带“每元易钱尚较外国鹰洋多钱二十余文’，“旅顺、营口亦舍鹰洋而取龙元”。
但龙洋未能根本撼动鹰洋在华东、华南的地位，一方面鹰洋流行既久，素得商民信任。龙洋在使用时经常要对鹰洋付出不少贴水。另一方面龙洋铸造权分散在各省政府手中，虽重量、成色都以鹰洋为准，彼此又稍有差异。各省又限制它省龙洋的流通。致使“彼省之银元，流行于此省者须加贴水”，“民间显分畛域，仍不如墨银之南北通行”。
辛亥革命后，中国银元制度走向统一，而墨西哥银元的数量日益减少，结果是鹰洋的没落。
清朝末年的银元流通十分混乱。各省龙洋和外币不下数十种，各有势力范围，交错通流1914-1915年，各造币厂先后开铸统一规格的袁像银元(袁大头)，重量仍是七钱二分，成色稍减为0.89，其铸造精良，重量成色严格一致，全国各地通行无阻，成为第一种全国性的银币。发行量巨大，至1928年铸造额超过十一亿枚，远远压倒任何旧币。新币源源不断地流入市场，排挤鹰洋在内的旧币，逐渐占据绝对优势。与此同时，鹰洋的流通数量大大减少。其停铸多年，进口甚微，一战期间又被大量熔化出口或直接出口，仅1917年2-3月上海运往印度的鹰洋有584万元。留在中国的也因多年的磨损、熔化而
不断消耗。铸造、推行袁像币时更收买了大量鹰洋，民国三年天津造币厂熔化达1800万元之多，中国、交通两行也“襄助政府在上海等市收回墨洋及其它杂色银元，改铸国币”。到1931年，“民国币由外币融银铸造者”有两亿元左右，大部分是融化鹰洋。另外，我国民间有收藏白银的传统，鹰洋被收藏的数量很大，也影响到它的流通。
上述两种因素的作用下，鹰洋不可避免地走着下坡路。标志是它在中国经济、金融中心—上海的主币地位丧失。
上海是鹰洋的大本营，它长期以来是“上海通用之唯一良币”。“因其成色顶真，流通数巨，外商信用等关系，占有绝对的优势及较高的行市”。外商银行尤其信任鹰洋，“本埠外人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出入悉作墨洋，虽票面刊有照给本埠通用银币字样，然公共固以墨洋换得钞票也。外人银行诚未有强令持票兑洋者收受成色较低中国银元之念。”中资银行也受到影响，如民国初年中国、交通两行在江苏省内发行的兑换券大都兑新币，只有上海两行“仍照兑英洋”。上海货币市场的鹰洋行市堪称鹰洋地位的象征，1915年8月，上海钱业取消龙洋行市，代以新币，鹰洋行市依然保留，与新币行市并行。其价格也仍较中国的银元为高。
鹰洋在上海地位的动摇始于1918年的“盐余”之争。其时两淮、两浙盐税要经中国银行分行汇至上海转解，而汇丰银行一向非鹰洋不收。因鹰洋越来越少，迫使中国银行通过钱庄向汇丰购买，双方屡生龃龉。是年北洋政府与银团商妥发还盐余数百万元，汇丰库存鹰洋不敷支付，愿以0.73006作价(市面0.72)。中国银行非鹰洋不收，争执不下。最后中方提出要汇丰从此鹰洋和中国银元并用，始肯照收，汇丰只得接受。借此机会，中行上海分行在当年5月发行国币兑换券，国币在沪遂与鹰洋平起平坐。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上海发生罢市风潮，银元缺乏，鹰洋尤甚，外国银行发行的兑换券难以兑换鹰洋。在爱国热情的鼓舞下，中国银行抓住机会，促请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会商取消鹰洋行市，全体赞成。外国银行团亦不得不同意。并于6月9日由钱业公会通告，7月5日由银、钱两会共同通告实行。略谓“沪市现因鹰洋逐年减少，已属供不应求。吾国旧有龙洋及续铸新币，流通行用，商界称便”。故决定新币、鹰洋、龙洋(大清、江南、湖北、广东四种)“一律并用，无分轩轾”。“此后鹰洋行情，已归取消”。这结束了鹰洋在上海的主币地位，中国银元制度的统一也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如比，“国币之势愈张，而鹰洋之势愈细”。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了全国19个省48个商埠流通货币的概况，就银币而言，袁头币在各地均“流通最广”、“最通用”、“最受欢迎”、“最为流行，(广州、大连例外)，数量“日渐减少”或“甚少”的鹰洋只在18个商埠行使，在其中6个商埠还要对成色稍低的袁头币贴水。鹰洋已呈自然消灭之势。
1930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饰令禁止鹰洋等外国银元进口。继而通令禁止鹰洋流通。1934年驻纽约总领事馆函询“墨洋在华，是否仍合法通用而无限制”，财政部又重申前禁。终于在法律上解决了鹰洋在华流通的问题。
虽然鹰洋江河日下，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然在许多地方维持了一定势力。1929年甘末尔设计委员会调查了21个省40个以上的城市和地区银元流通状况，16个城市有鹰洋流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井冈山造币厂(1928年)、中央造币厂(1931 -1934)、兴国县造币厂(1930)、东林乡造币厂(1929 -1930)、闽北造币厂(1933 -1935)都曾大量仿制鹰洋，著名的井冈山“工”字银元即是鹰洋的仿制品。
1931年，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估计还有八千多万元，鹰洋当占大部分。鹰洋的“根据地”是上海、苏南浙江、福建和广西，直到解放时这些区的鹰洋还是不少，如1950年广西省收兑银元时，南宁的人民银行省分行营业部于1月26日兑进鹰洋450枚，1月28日兑入近3000元。在解放初期的“禁银(两、元)拥(人民)币”运动中，鹰洋终于被根本消灭，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今天，人们只能在钱币市场上偶尔见到这种传奇的货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