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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纸币具有收藏价值 成为市场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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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国规模最大、珍罕品最多的“中国历代纸币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展出的中国历代纸币2500种，全部来自中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纸币收藏家之手。而在今年的秋拍中，馨悟堂藏中国纸币、黄亨俊收藏纸币、名家集钞等专场拍卖，无疑为广大藏家提供了拾遗补缺的机会。纸币收藏被誉为是“永不贬值”的品种，但要真正做到“永不贬值”，投资者还是要掌握一定技巧。
纸币收藏存在两大误区。
纸币的发行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宋代，在宋太宗淳化年间，张咏在益州(成都)为官，发行了一种叫“交子”的政府货币，以方尺白鹿皮制成，饰以彩绘，是一种信用货币，“交子”是四川地方俗话，也是票证、票卷的概称，有交合之意即“合卷取钱”。
从目前的收藏市场情况来看，有清代纸币、辛亥革命时期纸币、民国时期各省地方纸币、革命根据地纸币、解放后的人民币等。其中的珍品包括光绪三十年湖北官钱局宝银拾两双人头像、大清银行兑换券全套试色样票、全套的江西官银钱总号银两票、银圆票尤其是其中的贰两票、伍圆票等，都是中国纸币大珍品。
对于普通收藏者来说，在纸币收藏中存在着不少的误区。首先就认为纸币年代越久远，价值就越高。从理论上来说，古代纸币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且存世数量有限，从长远来看其收藏价值要远远高于现代纸币。但从现实的交易市场来看，民国时期的普通纸币只要几元就可以买到，而新中国人民币中的珍品需要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其次，认为面值越大的纸币价值越大。中国货币史上面额最大的“1949年新疆省银行银元票陆拾亿圆”是众多专题收藏者梦寐以求的藏品，但从拍卖市场上来看，在今年春拍的成交价为24640元，而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则在万元左右。远远没有达到大珍品的标准。
名家珍藏让你少走弯路 。
在近年来的拍卖市场上，名家珍藏纸钞无疑是拍卖市场上的亮点。在2007年的春拍市场上，一枚“宣统辛亥年陕西官银钱号拾两”纸币以69.44万元成交，刷新了当时中国单枚纸币拍卖世界纪录。这枚纸币印制于清末，在解放前即是著名的“大名誉品”。由于印刷极精美，号称“陕西五彩龙”，被誉为清钞中最精美的珍品。这枚纸币为著名钱币收藏大家李安深先生旧藏。一年之后，来自著名钱币收藏大家马定祥的光绪三十年(1904年)湖北官钱局拾两，成交价达到了117.6万元，刷新了中国单枚纸币拍卖最高纪录。这枚纸币上印有张之洞及端方肖像，俗称“双人头”，存世仅数枚。
在今年的春拍中，“丁张弓良收藏中国军用钞票”专场开槌，拍品受到场内外藏家的热情追捧，三位拍卖师轮番上阵，现场高潮迭起，经过逾12个小时的鏖战，至晚上10点多，全场784件拍品成交率100%，总成交额达853.9万元，创造了钱币拍卖成交率的奇迹。其中，一件稀世珍品——孙中山亲笔签名“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军用钞票伍元”以69.44万人民币高价成交。“在今年北京诚轩的春拍中，钱币收藏中的纸币板块，近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新锐藏家大增，整体行情明显上扬。此次春拍首次将纸币部分独立成册，共计上拍795件，成交率高达82.89%，总成交价770.4万元。南京藏家杨勇伟先生的华中解放区纸币专题，几乎百分之百成交，其中，“民国三十二年陕甘宁边区银行伍仟圆样票”，预估价2万元，最终以22.4万元被志在必得者竞得。另一枚“民国三十三年晋察冀边区银行兑换券伍仟圆打孔样票”，现场5千元起拍后，被数位竞拍者一路追逐至30.24万元，成为纸币部分最高成交价。
综观近年来的拍卖市场上，名家珍藏纸币无疑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之外，徐枫、吴筹中等旧藏的纸币也纷纷出现在市场上，其中不少纸币都曾出现在这些名家出版的书籍中。在目前的拍卖市场上来看，名家珍藏的纸币比其他同类贵30%到50%，有些品种甚至贵数倍，这是正常现象。一个好的收藏家一定是有眼力、有财力、有魄力的。对于投资者来说，购买这些名家的纸币，无疑可以保证的藏品的权威性，即使买得价格贵了，也是只输时间不输钱，真正做到“永不贬值”。
民国政府的货币改革。
统一货币是国民经济保持高效运行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是政府推行货币政策的出发点。1932至1935年，南京民国政府在重重困难之下，对货币进行了大幅度改革。这次改革是中国货币现代化的开端，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废两用元”，它标志着金属作为货币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中国货币开始走向标准化；第二阶段是“法币政策”的推行，它意味着货币定价方式的彻底改变。这次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它使当时的中国经济摆脱了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后来由于连续战争，民国政府在缺少货币发行纪律约束情况下法币发行恶性膨胀，最终迫使法币退出了流通领域。目前，与本论题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仅有吴玉文、刘方健在评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政策时，论及当时的货币金融政策。显然，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系统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货币现代化运动，对完善我国当前的货币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构建以银本位为基础的统一货币单位。
历史上，中国多数朝代实行金属本位制度，由朝廷规定货币金属的成色和重量。明清时期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加，外国货币开始进入流通领域。由于流通中货币种类繁多，不同种类货币之间成色、重量各不相同，使得价值难以统一，兑换手续相当复杂。这种币制的混乱不仅增加了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也使得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受到一定的影响，“阻碍了工商财政的现代化。”
要发展经济，首先要完善货币制度，改变过去滥发纸币、银票，随意滥铸制钱的状况。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于1912年2月试图统一货币，通过接管江南造币厂，使之成为“民国特设鼓铸机关”。接着财政部又筹建了中国造币总厂，掌管全国货币铸造和旧币的熔铸。但因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较短，这次改革不了了之。1914年2月7日，袁世凯政府颁行《国币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国币”的铸造发行权限属于政府，公款出入必须使用“国币”，市面流通的旧币，由政府以“国币”回收兑换。军阀混战使临时政府统一货币的努力付诸东流，地方银行滥发货币现象日趋严重。四川、广东、广西、湖北、江西等省份各种货币混杂，泛滥成灾，百姓深受其害。1913年，湖北省辅币每元仅值银元七角，广东为八五折，东北的小银元票跌至三分之一，四川军票泛滥，贵州纸币一元只抵四角，陕西军饷则全靠官发纸币。
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货币也对中国货币统一进程带来负面影响。当时上海几乎所有外资银行都在中国发行纸币，天津的汇丰、花旗、美丰、华北等银行发行银元纸币，北京的英、法、美、比、德、日等国银行发行纸币。由于当时政局混乱，政府无力监管外资银行，一旦银行倒闭，受到损失的只能是存款人。而外资银行倒闭确不鲜见。1921年，中法实业银行停业，225万元纸币无法兑现；1926年，俄华道胜银行倒闭，发行的几百万纸币成为废纸。
广东革命胜利后，统一货币仍是国民政府重建金融秩序的首要任务。1924年，广东省总工会向国民政府呈文，提出“明令西纸（币）在市行使”的要求。1925年8月，商务厅提出“重开造币厂，鼓铸合法国币，……货币先施行法定虚本位制度，便于通行全国及对外。严缉私铸，并酌收轻质私币，依法改铸，当商由主管机关及中央银行合力办理。”接着，中央银行开始发行纸币，造币厂铸造正面为孙中山先生头像、背面为党旗党徽的银元，作为标准货币。
真正的货币统一是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了以前的政策，建都伊始就开始筹划统一货币。1927年6月，财政部饬令各造币厂停止铸造袁世凯头像的银币，暂用孙中山先生纪念币旧模改铸银币。1928年3月，经济学家马寅初率先提出“废两用元”，并从理论上论证“废两用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财政部核议后认为“废两用元诚为统一币制、整理财政之基础”。于是“废两用元”开始提上政府议事日程。1928年，全国财政会议召开，“决议废两改元，应从速实行，以期币制之统一。为此，国民政府聘请了美国财政专家甘末尔来华组织财政设计委员会，1929年11月，甘末尔提出《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规定1孙（设计中的货币单位）等于美金4角。但是由于大萧条，国际市场黄金价格一路上扬，而白银价格则一路下跌，1931年2月，1孙只值美金2角。若继续推行草案，中国无法承受黄金汇兑损失。货币改革不得不再次告吹。
1932年的白银对银元的兑换率波动终于成为国民政府统一货币的契机。1931年冬东北沦陷，大量银元从全国各地涌入上海，上海银元数量供求失衡。1932年上半年约5500万银元流入上海，加上本地原有的42000万元，银元兑换银两价格波动加大。上半年，银元兑换比率曾达到每百元兑白银74两，但5月末《凇沪停战协定》签署后，兑换比例下降到百元兑白银70两。价格波动使得商人无法适应，银元价格的下跌，使银两负债的银元持有者蒙受了巨大损失，废两改元的呼声又开始高涨。
1932年，财政部邀请上海中外金融界领袖组成废两用元研究委员会，研究决定先从上海开始实施废两用元。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第1098号政府公报以训令颁布了由财政部拟订的《银本位铸造条例》，训令“中央造币厂同时开铸，规定本位币曰元，总重26.6971公分，银八八，铜一二，每元含纯银23.493448公分。”该条例规定了银币的铸造权属中央造币厂，其他各厂局不得铸造，从法律上保证了货币的统一。条例还对流通中货币的重量、成色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同时允许原有的货币在一定期限内流通，实现了货币的标准化，但对辅币未做出规定。
上海地区从同年3月10开始实施废两用元，由于减少了银两和银币之间的重叠流通，市场对新货币推行反映良好，财政部于是决定以上海地区废两用元的实施经验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项政策。1933年4月5日，财政部发布第55号公告通告全国，自4月6日起实行废两改用银本位币：“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其在是日以前，原订以银两为收付者，在上海应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如在上海以外各地方，应按四月五日申行汇市，先行折合规元，再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其在是日以后，新立契约票据与一切交易之公私款项之收付而仍用银两者，在法律上为无效。至持有银两者，仍依照银本位币铸造条例之规定，请求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送交就地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兑换银币行使，以资便利。”公告详细规定了各种情况下银两对银元的兑换率，并就银两向银元过渡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出了妥善处理，确保了这项改革的顺利推进。
二、放弃银本位，推行法币制度。
中国以银本位为基础的货币制度改革实施不久，30年代初期的经济大萧条就席卷西方世界。由于经济危机造成国内严重失业，从1931年4月起，英、加、日、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度，实施货币贬值，企图以汇率贬值打开其他国家市场。美国在这次危机中也受到重创，为摆脱经济危机，1933年罗斯福总统开始推行“新政”，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拉动国内经济增长，这就要求政府增加通货。而在金本位制度下，发行货币受到政府的黄金储备限制。权衡之下，美国采取了金银复本位制度。美国政府认为，在市场购买白银、增加储备可以推动白银价格上涨，增加中国等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以便向这些国家推销过剩商品；另一方面以白银为通货准备金，可以膨胀通货。为此，1933年和1934年两年中，美国颁布了《白银法案》等一系列法案，主要内容包括提高银价、收购白银、禁止白银出口、发行银券和白银收归国有等措施，目标是在准备金中达到“金三银一”的比例。当时美国国内白银储备仅有14.5亿美元，只有目标值的一半。于是美国政府开始在纽约和伦敦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随即猛涨。资料显示，伦敦银价1934年6月为19.96便士／盎司，1935年6月银价迅速上涨到36.25便士／盎司，一年之内银价上涨81%；同期纽约银价由45.4美分／盎司上涨到81美分／盎司，涨幅为78%。据统计，1935年4月26日的伦敦白银价格，比1931年上涨了3倍，而纽约市场白银价格则比1931年高出3.3倍。
世界市场白银价格高涨给银本位的中国带来沉重的打击。由于国际市场白银价格远高于国内银元价格，外国在华银行纷纷在国内收购银元运往纽约和伦敦套利，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本来中国从1926年开始白银一直是流入量大于流出量，货币供给充裕。从1932年开始，中国白银开始外流。1934年受美国白银政策影响，中国货币流出高达2.27亿银元。路透社报道，自1934年6月底到1935年1月，上海流通中银元共减少2.3亿元，除一小部分流入内地外，其余全部运往伦敦或美国。
面对白银潮水般的外流，国民政府从1934年10月15日开始征收白银出口关税和平衡税，以减少白银出口。10月16日又设立外汇平市委员会在必要时候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外汇市场价格水平。委员会根据市场形势，委托中央银行买卖外汇和金银，平市基金则来源于政府征收的白银平衡税和财政部。
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白银外流问题，反而促使白银走私盛行。1934年最后几个星期内就有2000万元以上白银走私出口。日本政府为打击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更是在占领区内故意走私白银，结果1935年银元走私额高达1.5-2.3亿元。
美国白银政策使中国实施不足两年的银本位货币制度岌岌可危。白银外流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威胁，经济恐慌频繁出现，国内银根紧缩，市场上人心不稳，银行挤兑时有发生，许多银行和中小钱庄因此倒闭。1935年6月，全国92家纱厂中，停工24家，开工不足的14家，减少纱锭40%以上。1934年上海倒闭工商企业510家，1935年1-10月倒闭企业数量达到1065家，是上年全年倒闭企业总数的1.1倍。白银涨价还造成中国对主要西方国家货币汇率上涨，刺激进口，而同期出口则明显下降。1935年中国主要商品生丝、茶叶等出口货值比1929年减少65%左右。国民政府曾多次和美国政府交涉，要求美国政府遵循伦敦白银协定原则，停止收购白银，但是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请求置若罔闻。严重的经济危机迫使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制度，进一步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
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对国民政府的货币制度选择十分关注。1935年6月7日，英国政府任命李兹罗斯爵士为中国财政顾问。9月21日，李氏抵达上海，随即对中国华北、华南和长江流域进行考察，并与国民政府多次沟通，就中国的货币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议。随后，美国政府也任命杨格参与中国的货币制度改革。在英、美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国民政府开始新一轮货币制度改革。
1935年11月3日，财政部发布公告，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法币制度。公告指出：“自近年世界经济恐慌，各重要国家相率改定货币政策，不许流通硬币。我国以银为币。白银价格剧烈变动以来，遂致大受影响。国内通货紧缩之现象，至为显著。因之工商调敝，百业不振，而又资金源源外流，国际收支大蒙不利，国民经济日就萎败，种种不良状况，纷然并起。”“设当时不采有效措施，则国内现银存底，必有外流罄尽之虞，此为国人所昭见者。”“本部特于上年十月十五日施行征收银出口税兼课平衡税，籍以制止资源外溢，保存国家经济命脉，紧急危机得以挽救。顾成效虽已著於一时，而究非根本挽救办法。”“近来国内通货益加紧缩，人心恐慌，市面更形萧条，长此以往，经济崩溃必有不堪设想者。政府为努力自救，复兴经济，必须保存国家命脉所系之通货准备金，以谋货币金融之永久安定。兹参照近今各国之先例，规定办法，即日施行。”公告中规定了六条办法，主要内容包括：法币的发行机关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1936年又授予中国农民银行发行权），而其他银行钞票逐渐收回；设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以保管准备金及管理法币的发行；国家统一管理白银，工商业及公私往来都必须使用法币，个人持有的白银必须兑换成法币；中央、中国及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以稳定法币对外价值，保持汇率稳定。
这次货币改革使中国货币彻底与白银脱钩。但当时中国政府缺少足够的黄金或白银来确定法币的含金量，于是政府计划集中国库和民间的白银和黄金，在纽约和伦敦市场出售换得外汇作为保证法币发行的准备金，以外汇作为确定法币价值的基点。11月5日，中央银行公布法币对英镑比价：1法币＝1先令2.5便士（根据1930-1934年外汇汇价的平均数确定）。从这一天开始，外汇汇率逐日公布，而上述三家银行则承担稳定市场汇率的责任。这一规定实际上标志着国民政府加入了英镑集团，中国经济和英国经济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美国政府对中国加入英镑集团大为不满。在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改革以前，美国曾以收购中国1亿盎司白银为条件，要求法币与美元之间确立固定汇率，但国民政府没有接受。于是同年12月9日，美国停止在伦敦市场收购白银，国际市场白银价格随之下跌，这样国民政府若按市价出售白银，中国将蒙受巨大损失。通过出售白银换取法币准备金的单边计划受挫。
迫于现实，国民政府再次和美国政府接触。1936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哺、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郭秉文、上海中孚银行经理顾翊群一行访美，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生商谈货币问题。双方于5月签订《中美白银协定》。根据协定，美国政府以每盎司50美分的价格从中国收购白银5000万盎司；法币和美元挂钩，100法币＝30美元；为使英、美两国货币汇率涨落不超过幅度限额，防止出现三角套利，中国扩大外汇买卖差价幅度。该协定使国民政府在货币改革上重新获得了美国的支持，维持了法币对外价值的稳定。
国民政府虽然确立了与英镑和美元的固定比价关系，但是法币并非钉住英镑和美元不变。事实上，国民政府实施的是可调整的汇率制度。法币政策实施以后，法币对外价值通过钉住英镑和美元得以实现。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卖出价14.625便士，买入价14.375便士。1936年9月，国民政府根据需要扩大了汇率买卖差价，卖出价14.75便士，买入价14.25便士，仍由上述三银行无限供应外汇以保持汇价稳定。随后，法币对外价值逐渐下滑。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减少外汇需要，防止资金逃避，国民政府实施安定金融办法，限制存户提存。期间，法币对外比价逐渐下调。1938年3月，为防止伪组织以伪币兑换法币，套取外汇，又实施购买外汇请核办法，开始战争期间的外汇管理。
在主币连续改革的基础上，国民政府也统一了辅币的标准，并于1936年1月11日公布了辅币条例，完成了本轮改革的最后一步。至此国民政府的货币现代化改革宣告结束。
民国纸币收藏价值。
我国是世界上发行纸币种类最多的国家，仅民国时期所发行的官方纸币就达3000种以上。民国纸币的种类有军用票、关金券、金元券、银元券、铜元券、法币、商业银行与特种银行票及各省地方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券等很多种。民国纸币因问世时间较长，且其品种和版别又非常复杂，使集币爱好者的收藏难度大为增加，但民国纸币本身所固有的收藏价值是其他任何收藏品无法比拟的。
因民国时期特殊的历史原因，民国纸币的收藏价值与其面额高低多半关系不大，主要与其品种珍贵与否有关，例如有孙中山头像的纸币比无头像的纸币价值要高些；各省地方银行发行的纸币因存世量较少，一般比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价值要高；题材上佳的比题材一般的价值要高。按最新的市场行情来看，在京津沪等地藏市上，即便是最常见的纸币品种，只要品相比较完好，价格最低也可以卖到五六元一枚。
而一些规格和面值特殊的民国纸币的价值尤其不菲。例如一枚票幅为2.5厘米×5.1厘米、仅有拇指大小的纸币。1941年，因杭州沦陷而南迁至浙南山区的浙江地方银行，由于受到日军严重封锁，导致印钞材料极度缺乏，印钞厂只好节省印钞纸张，于是便产生了这枚我国历史上最小面幅的纸币——浙江省地方银行横式一分纸币。如今这枚纸币在藏市里的身价已过万元，但还是很难寻觅。
还有一种面值为60亿元的民国纸币。1949年5月，由国民政府新疆银行发行，面额标明“陆拾亿圆”。这枚天价纸币当时的实际价值究竟是多少呢？按当时上海物价，只能买到77粒大米。这表明了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已濒临破产，但国民党政府出于内战需要，仍大量滥发纸币，导致面值越发越大，产生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如今这枚堪称世界上面额最大的全新品相的“陆拾亿圆”民国纸币市场价格已高达6000余元。
对于收藏品来说，品相也是决定其价值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便是品种完全相同的纸币，也会因品相新旧而造成很大的价格差异，故集币爱好者应以收藏品相上好的民国纸币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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