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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元宝钞现代钱币收藏网 2009-07-26中统元宝交钞始发行于元世祖中统元年。据《元史·世祖本纪》：“中统元年秋七月丙子，诏造中统元宝钞，冬十月癸丑，初行中统宝钞。”中统元宝交钞先后印造于两个时期，一是中统元年至至元二十四年（1260~1287年），一是至大四年至元末（此间印钞又分至大四年至至正十年钞和至正十年后加盖“至正印造元宝交钞”印钞两个阶段）。关于钞的面值有多少种，文献记载有异，一说十种，一说九种。伍佰文面值者是其中除了贰贯、一贯外面额最大的钞。 目前发现印造于先期的伍佰文钞有198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发现的1张(见雷润泽等《宁夏拜寺口双塔发现的大朝通宝和中统元宝交钞》，《中国钱币》1989年第4期)，1988年湖南省华容县城关镇元代墓葬出土的6张(见李正鑫《湖南华容出土元钞》，《中国钱币》)。
华容县城关镇出土钞平均长27厘米，宽18.3厘米。钞面布局与宁夏拜寺口出土钞同（图2），正面设外粗内细的边栏线二层，边栏内分上下两部分，上部长16.6厘米，宽1.5厘米，内书“中统元宝交钞”票名，两边绘云气纹。下部云气纹花栏宽2.5厘米，其内长方框长18厘米，宽11.3厘米，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中间为“伍伯文”面额，下横列五串钱图，两侧九叠篆文“中统元宝诸路通行”，字表轻微磨损。下部钞文少数文字漫漶不清，将几张互相参照，可以释出与宁夏出土交钞上一样的文字。面额“伍伯文”处有红色印章痕迹。左上方加盖墨色长方形骑缝印半方，宽4厘米，字迹模糊。背面下部为一长方形双线框墨印，长12厘米，宽7.6厘米，用双线分隔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书“伍伯文”三字，特征也是比正面所书文字大，笔划略显粗壮。下部为钱串图，钱串图周围为三角雷云纹花栏。左上方亦加盖墨色长方形骑缝印半方，印文与正面的相似。 至正十年后加盖“至正印造元宝交钞”印的中统伍佰文钞主要有：1965年陕西省咸阳发现，现藏咸阳市博物馆的1张(见咸阳市博物馆《咸阳发现的元代纸币》，《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1985年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城元代古城遗址出土，现藏额济纳旗文管所的2张(见庞文秀《黑城出土元代纸币及其流通状况概述》，《内蒙古金融研究》2001年增刊第2期)；1985年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吉日格朗图苏木出土的1张(见那生德力格尔：《内蒙古额济纳旗出土元代纸币》，《考古》1990年第8期)；‘现藏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博物馆的1张(此件为科兹洛夫探险队1903年在内蒙古哈拉浩特遗址发现的)，国家博物馆收藏的1张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1张等。 钞的共同特征是灰黑色树皮纸，尺寸大小有所区别，长26.4厘米~28厘米，宽17.9厘米~19厘米。正面构图与先期印造者相同（图3），正面最上方是钞名“中统元宝交钞”，其下是金额“伍佰文”；金额两旁各有两行字，一行汉文，一行八思巴蒙文，文字亦是“中统元宝，诸路通行”，汉文和八思巴文相反分布即汉文“中统元宝”和八思巴文“诸路通行”在一侧，汉文“诸路通行”和八思巴文“中统元宝”在一侧；两行字下是字料和字号；有的上面有字，有的上面没有字，有字的情况也不一样如陕西咸阳收藏的是字料上有字（图4），额济纳旗、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是字料、字号上都有字（图5）。下部钱钞文字也是10行：“中书省奏准印造中统元宝/交钞宣课差役内并行收受不/限年月诸路通行/元宝交钞库子攒司/印造库子攒司/伪造者斩赏银伍定仍给犯人家产/中统年月日/元宝交钞库使副判/印造库使副判/中书省提举司。”钞面上、下各加盖红印一方，八思巴文印文,上部是“宝钞总库之印”，下部是“提举诸路通行宝钞印”左上方斜盖长条形骑缝黑印；钞背面上方为长方形墨印，印四周有缠枝花花栏，花栏内上部为“至正印造元宝交钞”八字，分两行排列，文字端庄周正，下部为五串钱图，交叉分布；印面及印下面各加盖红色大印一方。右上方有黑色骑缝印。至正年印造的纸钞相对完好，钞面少有残破漏洞。 将前述实物对比发现，不但先期中统元年起印造的纸钞与至正十年后加盖“至正印造元宝交钞”印的纸钞有区别，同是中统或至正印造的钞也有差异。 先期中统元年起印造钞与至正十年造钞有几处明显区别，之一是花栏，先期印造的花栏是翻卷的云纹，纹样起伏繁杂，至大十年后印造的交钞花栏是缠枝花卉，纹样卷曲流畅；之二是骑缝印位置，前者靠下，离横额有1厘米左右距离，后者靠上，在或者接近横额边缘；之三是“伍佰文”两侧文字，前者只九叠篆，文字横宽，后者有九叠篆和八思巴文两种，右侧汉文是“中统元宝”，八思巴文是“天下通行”，左侧汉文是“诸路通行”，八思巴文是“中统元宝”；之四是字料、字号上方加盖文字特征不同，前者近于符号，不识。后者文字为千字文；之五是下部分文字有所变化，前者抬头和结语为“行中书省”，后者变为“中书省”；之六是文字，前者文字圆润婉转，后者文字周正端庄，笔锋锐利。之七是背面布局，中统元年起印制的早期钞背面的长方形墨印在下方，线栏，内为面额“伍佰文”与钱串图（图6），“至正印造”的交钞背面的长方形墨印在上部，花栏，内为“至正印造元宝交钞”与钱串图（图7）。此外，中统元年起印制的钞不似至正年印造得那么讲究，宁夏拜寺口和华容县出土的钞都不是端正地印在钞纸上而是斜歪了。 同时期印造的交钞也有差异。同为早期钞，华容县的顶端横额宽1.5厘米，拜寺口的宽2厘米；华容县的钞面只上部加盖一方红色印章（推测下方应该也曾经有，但像江苏无锡市元代墓葬出土的一样，面世后才褪尽，因为原报告没有说明，姑且按照报告所说的一方为准），拜寺口的钞面上下各加盖一方红色印章；华容县的背长方形墨印外框为复线，钱串图案周围有三角雷云纹花栏，无红色印章；拜寺口墨印外框为单线，钱串图周围没有花栏，但墨印以上部分和钱串图上各加盖一红色印章。 同是华容县出土的6张，也多少有区别，明显的就是钞正面横额宽窄不一，有宽1厘米，1.5厘米，1.8厘米和2厘米几种，其中宽1.5厘米的3张。 至正印造交钞也存在差异，例如尺寸，已经发现的有长26厘米左右，宽18厘米左右的，有长28厘米，宽19厘米。两者相差近2厘米，钱的文字风格也不完全一致。 还有像前面已经提到的字料、字号问题。 出现前述差别有几个原因，所用钞版质地不同，印就的纸钞所体现特征也不同。根据文献记载，元初所使用的钞版是木质的，直到至元十三年(1276年)才“铸铜易之”(见《元史·食货志》)。用木钞版的十七年中（中统元年至至元十三年），纸钞发行数量超过二百万锭。由于使用太狠，损耗快，同一钞版先、后印造的钞品相会有所差异，如果更换钞版，即使蓝本一样，每重刻一次版，都会出现小的差异，所以即使是同种钞名同期印造的钞，也会出现些许差异。由于质地缘故，木钞版镌刻的文字、图案相对绵软、流畅，铜钞版则劲健有力，二者印造出的钞风格特征显著。元代造伪钞猖獗，有的伪钞作的极像，据《元典章（20）户部六》载，博州路聊城县(今山东聊城)人石治民先后于至元五、六年(1268年)用瓦雕成司天台印一颗，五百文、五十文、二十文伪钞版各一副，之后印造伪钞二十一贯四百九十文，最终被发现使用伪钞时，石氏已经花掉了七贯五百文伪钞。可见伪造的水平不低。今天发现的元钞版式品相有所差别，也不排除含有伪钞的可能。 已经发现的伍佰文中统元宝交钞不能代表这种面额纸币的全部。出土实物是体现了中统元年至至元二十四年（1260~1287年），至正十年后两个不同时期的版别。没有至大四年至至元十年间物。 中统元宝交钞始于中统，终于元末。从文献记载看，在印制流通的两大阶段过程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重大事件，一是八思巴文的创造。据《元史》记载:至元六年(1269年)国师八思巴创造了蒙古新字后，世祖下诏：“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见《元史·释老传·八思巴》)。”这表明蒙古新字颁行后，各种文书、印玺等都必须以蒙古新字为主，以其它文字为辅。可以想见，八思巴文问世后，即使继续沿用先前以汉文写就的钞版印钞，钞上钤印也会改用八思巴文的，纸钞应该有变化，要么是旧钞版新印章，要么是新钞版新印章，二者必居其一。 至元十三年起不再用木质钞版印钞，而“铸铜易之(见《元史·食货志》)”。更替的过程中，钞版设计有否变化没有加以说明，从当时政府加大打击制造伪钞的力度分析，或许钞版设计上增加了仿制的难度。 至元二十四年改印至元通行宝钞后，中统交钞虽然继续使用但不再印制，为此至元二十五年“毁中统钞版，差官考中统钞本。”由此可见至大四年再度开始印制中统交钞时所用钞版应该是重新制作的，这样看来，至正十年起所印中统交钞是用的至大版还是新版也要深入探讨。 前述事件都会对中统交钞的印制有本质影响的，所以目前发现的两个时期的中统钞虽然可以判定出大的时间范围，具体属于先后期的哪一阶段则有赖于更多实物发现后的近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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